消失与崛起

老家的第一所房子因修路而放倒。没有任何的补助。那个栽有四棵梧桐、八棵刺槐、一棵香椿、一棵柿子树，一到春天郁郁青青的院子，那个养育了一头头肥猪、一只只公鸡和母鸡、一茬茬兔子、一群群鹅和鸭子，一年四季家禽叫声不断的院子，那个希望与伤感同生、贫穷与快乐同存的院子，就这样被埋在了一条土石路下，日夜经受着车轮和脚步的碾压。1976年9月25日，三间既不低矮也不高大的土屋，在我盈盈的泪光中轰然而倒，如同电视里一头大象被神秘而致命的子弹击中。经年以后，每当走在这条路上，我总是放慢节奏，放轻脚步，竖起耳朵，往昔那些贫瘠而纯真的笑声，那些伤感而细密的呻吟，犹在耳边响起。

第二所房子也在婚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易手他人。那年，知识分子农转非，我们全家人从生活了几辈子的农村搬到了让人向往的县城。但是，没有人知道风光背后的苦涩。因为父亲单位没有房子，我们只能在外租房。母亲没有工作；姐姐刚出嫁；我尚在师范求学；弟弟妹妹上初中。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供应着一家四口人的吃喝拉撒睡，常常是捉襟见肘，勉力为之。积蓄更无从谈起。毕业后我谈了个城里的女孩，虽然人家没有要这要那，但是，婚姻乃人生之大事，作为男方，最基本的东西总该准备一点吧。我瞅瞅屋里简陋的摆设，摸摸空荡荡的口袋，眉头拧成疙瘩。看着我愁眉不展的样子，父母只能把焦灼而无助的目光投向老家那三间瓦房。三间瓦房于是变成了我新房里的一台新飞冰箱，一张床，一套组合橱，一套电视柜，以及锅碗瓢盆。

家有句俗话，说老屋不能卖，卖了，根就没了。父母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不成规矩的规矩，但是为了儿子，什么也不避讳了。就这样，那所凝聚着父母心血与汗水的房子，那所寄托着对家乡情感的房子，只能无奈地跟一家人挥手道别。就像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，只好把那只咕咕叫的可爱的芦花鸡，或者那只温顺的山羊抱到集市上卖掉，换点口粮救急。每当领着学生学《范进中举》这篇课文，读到范进抱着鸡在集市晃荡的情节，我总是想起我结婚时的情景，想起我家的那所老房子，我觉得自己就跟范进一样潦倒。当时新婚的甜蜜暂时冲淡了心中的不舍，人过中年每每想起，心中那份隐隐的痛便跳出来，蚂蚁一样啃噬着千疮百孔的心肺。每年清明回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，这种噬心的感觉越发强烈。好像我们只是路过家乡的一阵风。好像我们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。好像我的爷爷奶奶当年背井离乡，突发变故被迫埋葬他乡。连添土的铁锨都是向昔日的邻居借的。到了午饭时间，连个落脚喝口水的地方都没有。我真的是一个过客了。

和老房子感情最深的，莫过于母亲。房子忍痛卖掉后，母亲的思念便如石缝里的泉水一样滴滴答答，不管春夏秋冬，从未停止过。每次给爷爷奶奶上完坟，母亲总喜欢到老房前后转一转，左看看，右瞧瞧，还用手摸摸那些斑驳的砖头和门框，那个亲切劲，仿佛是自己好久没见面的孩子。上车时那踟蹰的脚步，那依依难舍的目光，那伤感的模样，让我的心泛起了愧疚的涟漪，让我的眼睛蒙上了一层忧伤的雾。

有一年的中秋节，一家人在一起闲扯，不知是谁说到了盖房子的事，母亲再次说起当年盖房子时的波折和辛苦。我愧疚地说：都是因为我！要不咱把老房子再买回来吧？

买什么买，还嫌家里经济不够紧张？母亲的断然让我有些吃惊。

就是买回来，咱娘还能回老家住？这大老远的，身体万一有个闪失，打120都来不及。弟弟说。当初四婶子突发脑溢血，就是因为远在老家，到县医院时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。医生说，要是在城里的话，生还的几率还是挺大的。是呀，把两个年迈且行动不便的老人放在老家，我们这些做后辈的心里也不踏实呀。

但是，我心里清楚，我欠母亲一笔感情债，一笔永远都无法还清的感情债。

前年四婶子去世，我们前去奔丧。四叔家的旧房子摇摇欲坠，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叟苟延残喘。随着送葬的队伍亦步亦趋，我的视线在那些曾经熟悉的老房上逡巡着，竭力寻找着童年的点滴。跪在街口发丧，看见周围那些陌生的眼神，恍如置身他乡，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漂浮感。再过二三十年，随着熟识的面孔相继隐去，老家对我来说，就只能是人生旅途上一个倏然而过的影像了。

一个同事的父亲去世，同事给他在青云山陵园买了块墓地，花了三万多。回家无意中跟父亲聊起墓地的事，他说，我死后就把我运回老家吧，埋在老家西山的坟地里，跟你爷爷奶奶做个伴，又省钱又安心。叶落归根，这是众多游子的心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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